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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耀:趋严环境管制下企业行为变化与产业升级

作者:李耀  来源:宣传   /  更新日期: 2017-05-03  点击量:1205

近年来,全国各地为应对重污染天气而采取的限产停产行动使得钢铁、水泥、焦化、铸造等工业的诸多企业都遭受了巨大经济损失(盘和林,2016)。在不断加强的环境管制中,如何通过投资区位、生产要素结构和市场定位的调整,生产力的提高,以及研发实力的加强来实现节能减排和高环境绩效的绿色升级已成为关乎中国工业企业生存的紧迫问题。同时,由于中国的实体经济仍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主要由工业部门来支撑(庞瑞芝和李鹏,2011),整体工业降低污染强度的绿色升级也成为中国实现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绿色发展目标的关键。

事实上,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和人类环保意识的不断加强早已对全球工业发展提出了“低碳、节能、环保”约束下的新型工业化目标(UNIDO,2016)。各国学者也越来越多地在工业发展问题研究中引入环境管制相关因素,探讨其对投资、生产、贸易、研发等工业发展各方面的影响(Michael Greenstone,2002;Leiter等,2011;Hering和Poncet,2014;Zhu和Ruth,2015;Kollenbach,2015)。但是,对于理解和研究工业企业在不断加强的环境管制中的行为变化和调整升级路径,学术界目前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框架,实证研究也未得出较为一致的结论(张成等,2011;李树和陈刚,2013;Dean等,2009;Cai等,2016)。

另一方面,由于环境污染,企业、行业和地区的发展,以及环境管制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互为因果的关系(Jacobsen,2013),工业企业的发展与地区环境管制的调整存在着在企业、行业异质性和空间异质性等多层次因素影响下的跨层次路径依赖。而作为世界人口最多、地里面积和经济体量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各地区在资源禀赋空间分布、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各经济因素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方面的差异远大于其他任何国家,并在实证分析中呈现出更加显著的的空间异质性空间异质性(Spatial Heterogeneity)原指生态学变量在空间上的不均匀性和复杂性。在经济学研究中则主要指不同地区之间经济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差异,实证研究中表现为传统经济模型估计结果的不稳定性。(Anselim,1988)(Long和Zhang,2011;赵作权,2012;文东伟和冼国明,2014;Zheng等,2014)。与此同时,中国工业中的企业异质性及其影响也具有一定的独特性:中国的国有企业在中国工业的发展中始终发挥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除企业间普遍存在的效率异质性外,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还存在着显著的源于所有权的政企关系和行为差异(魏楚和沈满洪,2007)。因此,中国经济与企业的这些特质也使得中国工业企业的调整升级路径问题更加独特而复杂。

本团队目前正尝试通过将中国特色的空间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引入包含地区政策制定者、生产者和消费者等跨层次经济主体的模型框架中,从理论上刻画在环境管制不断加强的动态进程中,不同地区的不同工业企业如何对投资区位、要素投入结构、研发、出口、财务管理、市场定位等经营行为进行利润最大化调整,进而分析工业企业、行业以及不同地区在趋严环境管制中的绿色升级路径;并以包括中国工业企业、行业和城市数据、环境污染和管制相关数据、空间关联数据等的跨层次空间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实证分析。

理论研究方面,我们已构建单一地区单一行业的包含多层次影响因素的企业经营决策理论模型。首先,面对环境管制的加强,企业首先要决定的是退出市场还是继续经营,只有继续经营的企业才会再对经营调整进行决策。因此,我们借鉴了产业组织领域由Ericson 和 Pakes(1995)所提出并由Weintraub 等(2008)所完善的企业退出决策模型。这一模型旨在解释实证研究中一些关键企业、行业和区域特征对企业退出过程和行业动态变化的影响。我们假设市场中每一个现存企业在做退出决定时仅仅基于其自身状态以及对行业和区域内长期平均状态的了解,但其忽略现有的关于竞争者状态的信息。在每一个给定的时间t中,企业必须决定是继续经营还是退出市场。退出规则是基于对自身清算价值·1.png 和所有未来利润的最优预期净现值的比较。在任一个时间t中,它对如下最优化问题求解:

1.png

2.png是继续经营决策的虚拟变量。如果企业继续经营,3.png,否则,4.png。β是贴现因子,5.png是一个时期的利润函数,6.png表示企业的生产力。企业在7.png 时期的研发投资是8.png9.png是一个描述市场产业结构的状态向量。如果括号中第一个值大于第二个,则企业继续在行业中经营;否则,退出市场。企业在t时期最大化的净现值,10.png,取决于它的生产力,11.png,和行业的市场结构,12.png

借鉴现有文献成果,我们在模型中引入了1)除企业生产力外的其它企业异质性变量:生产函数中的要素构成、企业研发能力、政企关系等;2)行业异质性变量:要素投入比例极限和全要素生产力极限等;3)地区特征变量:资源禀赋分布、市场容量、环境管制力度等。

假设某地区有N个企业,41.png时期企业42.png的生产需要投入四类生产要素:高污染资本(13.png)、低污染资本(14.png)、高污染劳动力(15.png)、低污染劳动力(16.png)。工业产品和污染品的生产函数分别为:

17.png

18.png

其中,19.png为工业产品产出,20.png为污染品产出。21.png43.png分别是四类生产要素在工业产品生产成本中所占的比重且22.png23.png24.png分别是高污染资本和劳动力在污染品生产中的贡献比例。25.png是企业生产力,可以通过增加投资26.png来提高。27.png时期的资源禀赋约束为28.png,地区市场容量为29.png

27.png时期企业42.png的生产成本函数为:30.png。企业因环境管制而承担的环境成本为:31.png。这里r和w分别是资本成本价格和劳动力工资。32.png为环境管制强度变量(比如污染品税率或者环保政策执行的有效力度),趋严环境管制中它将随时间变化而增加,即33.png34.png为政企关系变量,取值范围在0到1之间,它反映了政府对企业污染情况的了解程度。我们假设企业与政府关系越紧密(比如国有企业),34.png取值越接近1。企业的利润函数5.png变成 35.png

为工业产品价格。此外,高污染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比例,低污染资本和劳动力的投入比例,以及企业的生产力水平还受到行业整体技术能力的约束。

然后,对消费者部门,我们假设消费者的效用将同时受到工业产品和污染品的影响,消费者j的效用函数为:

36.png

其中37.png38.png分别是工业品和污染品的消费量。同一地区所有人对污染品的消费量都相同且等于该地区污染品的总产量,即39.png。消费者厌恶污染品,因此其效用随污染品消费量38.png的增加而递减,但仍然随37.png的增加而增加。

基于前述模型设定,我们推导了商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均衡,目前正在通过比较静态分析和数值模拟分析探讨行业和地区特征因素与企业投资、生产要素结构、研发投入等经营行为的相互影响,比如当环境管制加强并导致企业承担的环境成本逐渐增加时,企业的生产投入变化;企业通过增加投资提高生产力来应对环境成本升高的可能性;部分企业退出或调整生产后行业的市场结构和地区市场容量的变化等等。分析结果将为我们今后的企业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假设指导。

实证方面,我们针对环境管制对不同外资企业经营以及企业出口行为的影响的研究已有初步成果。其中,“Pollution Control and Foreign Firms’ Exit Behavior in China”一文于2017年发表在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The Effects of Energy Relat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on Exporters’ Exiting Behavior: The Evidence from China”一文被第40界IAEE国际会议录用,并以进入SSCI检索期刊Singapore Economic Review 的二审。

希望我们的研究最终能在包含企业、行业和地区多层次特征参数的一般均衡模型框架下,刻画分析异质空间中,在不断加强的环境管制下生产者和政府的决策行为及其相互影响,进而构建研究不同工业企业、行业,以及不同地区的绿色升级路径的跨层次理论框架。从理论上加深对空间异质性条件下工业企业在趋严环境管制下的行为变化及其发展的跨层次路径依赖的理解,为工业企业管理者提供重要的应对严格环境管制的经营决策方法,为政策制定者优化环境规制设计,科学推进工业产业升级过程提供理论依据。应用方面,希望我们的研究能为中国工业企业提供尽快实现经营调整,适应严格环境管制的经营决策参考;为中国地方政府有的放矢的加强环境管制,提高环境管制执行效率提供证据支持;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推进环境友好的工业化进程提供可借鉴的经验。